瑞士高等教育的历史传统

　　瑞士高等教育的历史传统

　　瑞士高等教育的历史传统根植于瑞士联邦的发展历史和政教关系的演变历史之中。

　　瑞士国家历史发端于1291年的『瑞士永久同盟』，其宪法依据是瑞士中部三个森林州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衰落之际缔结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联合协议，从而初步确定了瑞士国家的制度基础。此后随着欧洲大陆争霸、宗教改革与战争，瑞士不断接纳邻近邦国加入，并探索了一种相对成熟的中立国体制。在1848年瑞士现代宪法颁布之前，瑞士联邦在精确的宪法层面应被界定为『邦联』，因为各州之联合的军事意义凸显，政治层面的联邦机构缺乏充分的宪法基础和权力清单。从『邦联』到『联邦』，这是瑞士国家发展史上的重大制度飞跃。1848年宪法正式确定了瑞士联邦制的现代结构，尤其是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但各州的『主权体』身份及自治权力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获得维持。此外，由于『从历史看，瑞士是以不愿当德国人的德国人、不愿当法国人的法国人、不愿当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为主联合组成的联邦国家。大家要联合，又要独立，因而形成联邦政治，也就有了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每一级的多种形式』[6]，这种独特的历史发展经验使得瑞士联邦内部高等教育在州一级水平上的自治程度很高，而且最终受到瑞士1848年宪法的制度保障。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瑞士联邦『国家化』进程的缓慢，瑞士大学中绝大部分为州立大学，联邦仅发展出两所高等工学院，这样的大学构成显然也有利于大学教育的自治发展。

　　瑞士政教关系的演变历史对于瑞士高等教育体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瑞士地处法、德、意环绕的中欧内陆，人口构成上以日耳曼民族、法兰西民族和意大利民族为主，相应的宗教构成以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包含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为主。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宗教的有限多元化一方面巩固了各州对于联邦的独立自主地位，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宗教板块上的政治联合，并为更高层次的联邦化准备了社会基础。尽管传教形式和具体教义解释存在差异，但各宗教成分对于政治和教育的领导机制与功能大同小异，比如新教领袖加尔文就做过日内瓦的执政。瑞士早期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资助、管理与发展几乎都与教会有关。由于教会对政治和教育进行分别的领导，这一时期的政治系统对于教育系统本身的制度性影响相对微弱。但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瑞士的政教关系由『合一』走向『分离』，日益独立的政治国家逐步取代教会而成为教育的资助者和管理者，但是经由教会办学传统确立的大学自治原则及其相关管理制度得到世俗国家的确认，并进一步巩固发展。

　　瑞士高等教育的历史传统为瑞士高等教育平等确立了以下有利的制度条件：（1）各州的教育自治；（2）大学自治。但是『各州的教育自治』本身仅能够保障州内平等，并不一定能够保障联邦水平上的平等，后者要归功于瑞士联邦宪法对于平等原则的制度设计。『大学自治』则具有更加普遍的平等意义，因为它在本质上肯认了大学自主的学术目标与培养机制，在逻辑上与平等原则内含的自由竞争相一致，并在制度上抵制了地方民主所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政治性压力。